几天前,一个认识十年的朋友和我聊天,他表现出了一种华为式的自信。“只要国外企业能够做出来的东西,华为早晚要取代他们”。我非常佩服洗脑文化带来的自豪感,这个心态,我刚入外企的时候也很强烈。不过,对于洗脑文化面临的挑战,我的感受却越来越多。
这两天刚刚看完茨威格的《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》,茨威格是奥地利的犹太作家,我上学时看过他的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》,《麦哲伦的功绩》,还有一些小说,最近露面的还有徐静蕾的电影的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不过,还是这本《昨日的世界》对现在的中国最有参考价值。茨威格,一生中与二十世纪前半页的很多思想大师都直接沟通过,包括,罗丹,弗洛伊德,詹姆斯乔伊斯,罗曼罗兰,达利,高尔基等等,甚至还和墨索里尼通过信。他访问过整个欧洲,美国,苏联,南美洲。最后在一九四一年自杀,满含对欧洲理性文明被毁的无奈。
从他对希特勒崛起和斯大林统治的切身体会来分析,两者之间的近似之处,多于他们之间的对立。这两个独裁者,比拿破仑破坏力更大的原因,某种意义上,是因为这两个人更加掌握了比军事独裁更为强大的暴力工具:洗脑文化。在茨威格看来,希特勒的鼓动和前苏联那种世界救星的自满心态,其实都是大规模的洗脑,有组织的谎言(宣传)的直接后果。他回顾说,一战以前的欧洲,一国的人民,往往还是拥有遵从王权和贵族价值观的稳定性,但到了一战以后,媒体取代传统的皇帝诏曰,成为普通人必须接受的意识教育。媒体和教育起到的洗脑作用,可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。它们透过无处不在通过广播,电视,报纸等系统化的传播方式剥夺人的思考能力。卡斯特罗,年轻时经常可以连续七八个小时,通过各地的高音喇叭发表演讲。
洗脑对人并不是痛苦的事,痛苦的是被洗脑的人遭遇环境变化。普通的个人,如果一直遵循这同一种洗脑带来的价值观,坚定自己的信仰,其实是件好事。可惜,人类的大脑设计,似乎在微码级安装了一个自我保护和怀疑的触发器,总是容易对外界的意识灌输产生反感。我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两次比较温和的洗脑,我得特别感谢中国文化的中庸特性,这种中庸使得洗脑的过程比较人道,我们似乎还有思考的权力。成长过程的社会变迁也让我对洗脑过程产生了一种免疫力,大脑对于多次洗脑的反应是麻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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